大陸調整最低工資對台商的影響

（一）前言



　今年以來，大陸開始調高最低工資，5、6月更出現罷工要求加薪潮。　　　在調高工資方面，今年2月起，江蘇實施新的最低工資標準，漲幅超過12％。3月，廣東省調高最低工資標準20％。4月起，上海調高最低工資標準，從960元調整為1,120元，居全大陸之首，漲幅約16.6％；至6月上旬，共有北京、上海、廣東等27個省市區已調高或準備調高最低工資標準，其中北京、廣東、山東、吉林等10多個省市的平均調整幅度在17％左右。7月起，北京最低工資上調至960元人民幣，增加160元，調幅20％；小時工最低標準由每小時9.6元提高到11元，上漲兩成。天津市最低工資標準由每月820元調整為每月920元；小時工最低工資標準由每人每小時7.8元調整為8.8元。在調高工資行列中，最具爆炸性與討論的是富士康，6月1日，富士康宣布加薪三成；6月6日，宣佈自10月1日起，富士康集團深圳地區各廠區新進員工經三個月考核合格，標準薪資再上調66％，為每月2,000元。　　　在職工罷工要求加薪事件方面，早在2009年2月，惠州GP電池廠就爆發罷工事件，事件持續至5月仍未徹底解決。今年從5月本田佛山車廠罷工事件開始，外資廠罷工潮更是遍地開花。本田佛山的零件廠工人自5月24日開始罷工，導致本田在中國大陸的四家工廠全部停工，原因是工人不滿待遇遠遜歐美同行，要求月薪倍增至2,000元人民幣左右；5月31日，南海本田更爆發生了肢體衝突，多名工人被官方工會的人員打得頭破血流。6月1日，深圳西部港區千多名貨櫃車司機罷工，要求提高貨運單價。6月6日深圳寶安台資美律電子廠上千工人罷工。6月10日，上海、廣東分別有工人罷工，要求工資與富士康看齊，廠方答應將薪酬調至與深圳富士康一樣後，工人始復工。　　　目睹罷工爭取加薪潮不斷，且有向江蘇、江西、上海、陝西等其他省份擴散之勢。為避免工潮愈演愈烈，中共禁止媒體報導罷工事件，各地政府亦迅速介入處理，目前罷工潮已有平息跡象。

（二）調整最低工資的必要性　　　大陸將收入分配改革列入2010年深化經濟體制改革重點，調高職工最低工資是收入分配改革重點之一，認為最低工資水準應該取決於經濟發展水準，經濟不斷的發展，勞動者最基本的生活費用也應該上升。事實上按照許多企業薪酬狀況，目前工人已無法保持10年、20年前的生活水平，職工們有權要求合理分享經濟增長果實。在調薪政策方面，今年5月27日，大陸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」表示，將推行最低工資、基本養老金與物價聯動機制等一系列措施。隨之更出現了「十二五推動工資改革」方案，主張調整最低工資由「協商」進一步到「強制增長」；6月初溫家寶更宣告大陸將進入到「收入分配、工資改革」的新時代。　　　至於調整幅度，職工要求隨物價水準動態調整最低工資水準的呼聲也日漸增高，因此最低工資標準原先每年一次的調整方式也會改變。目前山東、江蘇、浙江等7個省已先期試點建立低保、最低工資、基本養老金與物價水準相關聯動的動態調整機制，意味著這些地區的最低工資將可能不再是一年調一次，而是隨物價漲跌頻繁地調整。但由於各地物價水準差異大，不會統一安排試點，會由有條件的省市自主考慮推行。　　　從上述相關的政策取向看，最低工資調整將是未來必然發展趨勢。也因此，郭台銘在6月富士康兩度調薪後，強調調薪不是富士康一家的事，而是全大陸效應，全大陸的製造業都會面臨工資調漲問題。

（三）後續效應的觀察重點　　　隨著經濟發展，薪資增加是必然趨勢，其影響是多方面的，調高工資可刺激國內消費，減少對出口的依賴，有助於調整經濟結構；如果提得過快過多，則會加重企業成本，影響生產，干擾市場正常運行。　　　現階段大陸最低工資調整，在一定程度上是「上下合力」的產物，有幾個後續效應值得觀察。

１、大陸的勞動力優勢改變　　　「中國製造」的崛起，主要得力於龐大低廉的勞動力。提高勞動者報酬，顯示大陸勞動市場已經由「無限供應」過渡至目前的「有限過剩」階段，肯定會影響企業的利潤空間，將使大陸人力成本優勢喪失。但亦有人認為，從每小時最低工資看，歐美等國是大陸的100多倍，和很多東南亞國家相比，大陸的人均收入依然很低，優勢仍未喪失。　　　另一方面，加薪反映出大陸的人口結構變化，意味30年來一胎化政策後進入就業市場的新勞動力人數正快速下降，已經觸及（或正在逼近）「路易斯轉折點（Lewis Turningpoint）」，即富餘的農業勞動力供給正逐漸枯竭。尤有甚之的是，伴隨勞動力供給的變化，勞工權利意識也在增強之中，是新勞工時代將來臨的一種信號，未來勞工問題、勞資糾紛可能會愈來愈多。　　２、影響大陸「世界工廠」的轉型　　　改革開放30年來，成就中國大陸「世界工廠」的一個根本原因是勞動力成本低廉。但勞工供應日漸緊張以及勞工成本上升，意味由外商企業主導的經營環境正在惡化。此次富士康的加薪，預告利用大陸廉價勞工的生產方式已到該轉型的時刻，未來應逐漸轉向高端市場發展，提高在全球產業鏈中的地位，才有望保持競爭力，實現經濟轉型，進而從「世界工廠」轉型為「世界市場」。　　３、是否影響到大陸的產業佈局　　　最近香港貿易發展局一份調查報告指出，過去半年來，勞工短缺推動珠三角工資水平大升17％，再加上企業主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相應增加，企業生產成本增加4％至6％，香港中小企業已經有近半表示難以為繼，面臨撤資、關門的選擇。調查結果顯示，珠三角約8萬家香港企業中，37.3％正計劃將全部或部分生產力遷離珠三角，更有63％以上的企業準備遷離廣東；而實力不足的企業可能因無力搬廠而關廠。　　　大陸目前積極推動內陸經濟發展，先後規劃了「重慶兩江新區」、「關中?天水經濟區發展規劃」與新疆區域振興計畫。外資企業因工資問題而引發的投資佈局變化，對大陸的區域發展規劃不可避免地會有所影響。　　４、是否引發對外輸出通貨膨脹　　　大陸經濟10年來平均有兩位數的增長，而通貨膨脹卻不明顯，部分原因在於工資的增幅小於生產率的增幅。現在大陸支持調升勞工價格，期望勞工階層分享經濟發展成果，縮小貧富差距，刺激內需，並藉此激勵出口型的企業轉型為創新及高價值產業。惟如果工資繼續上漲，則可能轉嫁到貨品，內銷與出口產品變貴，產生通貨膨脹，意味著大陸廉價製品時代結束，也可能引起世界性的通脹危機。　　　但另有學者認為，最低工資的上漲屬於收入分配的初次分配環節，影響的只是貨幣供應量的結構分佈，即由企業收入的一部分轉為職工收入的一部分，整個社會貨幣供應增量並未增加，因此不會引發通貨膨脹。　　　　　　　（四）結語　　　一般而言，企業紓解成本壓力的方式有三種，一是提高產品的售價，二是提高自動化生產的比例，三是向勞動力成本低的地方轉移。大陸工資上漲不但是長期趨勢，勞資對立的可能性也在增加，為了因應人力成本上升，超過50％在珠三角投資的港商表示，利潤過薄、工人加薪訴求不斷，計劃在一、兩年之內徹底關閉工廠。　　至於台商，有的近年逐步改善其管理方式，增加產品附加價值。有的除經營原本的製造業外，開始另謀發展服務業，力求轉型。有的認為，目前大陸工資調漲範圍約在20％到30％之間，還在可接受的範圍內。除非未來工資上漲太多，或是缺乏工人，否則沿海的台資企業不會往內陸遷移；但勞力較密集的產業，也許會因應需求而遷移。以個案而言，台積電表示，遷廠不會快速、大幅度地發生；有些廠可能會考慮回台擴充。深圳富士康表示，早在2006年該公司就計劃搬遷到內地，過去8個月已開始逐步實行。搬遷目的地有兩個，一是四川成都、江蘇淮安及天津等地，廠房設施也基本完成；二是將低附加價值項目向內陸轉移，同時，會向海外如印度轉移，也考慮把部分生產工廠遷移台灣，以無人工廠的方式運作。英業達則正準備加速將工廠移往內陸，其在重慶的工廠預計11月進入量產階段。

　來源：國民黨中央政策會大陸情勢雙週報1577期　　【中央網路報】

文章來源: 中央日報